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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宪忠教授:民法总则制定中的几个争论点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于2015年11月11日,在深圳举办仲裁员培训交流会,特邀《民法典》起草小组核心成员、华南国仲仲裁员梁慧星教授,就“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问题”作深入探讨。

 

  《民法典》起草小组核心成员之一、华南国仲仲裁员孙宪忠教授作为点评人,和梁慧星教授针对民法总则起草中的主要争论点展开一场精彩的学术对话,并与参会的仲裁员和法官就仲裁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民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互动:

 

  非常高兴,也很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各位同事一起讨论一下对于我们的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民法典立法问题。刚才梁慧星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关于正在进行的民法典总则编立法的报告。我首先要向梁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正如郭主任刚才所说的,在我国法学界,梁老师的民法知识,从科学体系的角度来讲是最完善的,而且也是最透彻的。这一点大家已经从他细致而且深入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出来。我所要给大家补充的是,梁老师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学术科学的坚守,这一点也是很著名的,可以说是讲究民法科学性原理的标志性人物。梁老师实际上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师兄,还是我的前任,我跟梁老师在一起工作30多年了。我们两个其实都是我国民法立法和学术研究的领袖王家福老师的学生,所以后来梁老师帮助导师对我有很多指导。这些我都是非常感激的。我走上法学研究的道路之后,在学习和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梁老师都给予了很大帮助。梁老师不论在立法工作中,在学术研究方面,都坚守了学术科学,而且坚持了人民利益的原则。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学界这一点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坚持。过去在立法和法学研究方面,在人民利益和学术科学性方面,能够最坚决地站出来说话的,早先是谢怀轼老师,现在是梁老师。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虽然我也是在走这样一条路,但是还要继续跟梁老师学习。

 

  刚才梁老师的报告,从主体、权利、法律行为、代理、时效这些民法总则体系的宏观整体到制度细节,都给大家做了讲授。大家经常说,民法总则政治性科学性都很强,每一个部分都渗透着强烈的法律的科学的规则,所以话不能随便讲。但是现在看来也有直接或这间接地参加立法的发言是随便的,经常讲政治上大话。讲政治上大话有些人听起来挺舒服,但是从民法科学上看就站不住。这是我们遇到的很大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对于立法的政治性非常强调,这本来也没有错,但是对于立法的科学性就注意不够。梁慧星老师在民法科学性方面是最坚持的。

 

  在对梁老师的报告做简要评述之后,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些关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立法的资料。事实上梁慧星教授做全国人大代表时,就率领我们课题组提出了中国最早的民法典完整的立法方案,这个工作我作为课题组成员也有深度的参与。我做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已经连续三年提出了我国民法典立法的议案。我提的立法议案,是两步走,第一步先修改《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在此基础上再整合其他民法甚至是商法为民法典。为什么要修改《民法通则》呢?因为这个对于我国社会有重大意义的法律总共有156条,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现在真正可以使用的条文不到10条。多数条文如物权法部分、合同法部分、侵权法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部分、知识产权部分,都被其他已经制定好的法律替代了,因此《民法通则》被掏空了。我在立法议案中使用了“掏空”这个词,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所以,我们应该首先来做《民法总则》立法。

 

  这一次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是按照中共中央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进行的。中央的这个决定做出了“编纂民法典”的决定。然后中央把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工作委员会来做。但是中央文件也明确指出,还有五个单位作为民法典立法的协办单位,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之所以能够作为独立单位,是因为我们这个课题组最早提出而且提出了最完整的民法典立法方案。原来我们的课题组由梁老师率领,现在他还继续发挥作用;现在我做的工作多一些,名义上现在我是课题组负责人。我们这个课题组的成员并不是只吸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我们也召集了很多人,把全国很多民法学者召集起来。所以,我们这个课题组的学术力量,至少不低于别的课题组。

 

  现在立法机关以及我们各个课题组正在做的“民法总则”的编制工作,涉及很多值得认真讨论的重大问题。我认为,如下几个问题是还没有搞清楚的,还要大家共同研究的:

 

  首先是主体制度部分的法人制度,这一部分的制度设计争议是最大的。以前的法人制度,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那样,有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这四种法人类型。这种类型建立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法典都不一样,因此多数的学者认为不要采取这种类型划分的模式。但是还有人认为这种模式很好,不要改动。

 

  我的建议是,我国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制度应该有大的变化,应该遵守民法科学关于法人制度建立的一般逻辑。那就是把法人先分为公法法人和民法法人,然后将其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再把社团法人区分为公益法人和盈利法人。这种划分,不但体现了法人的内在结构差别,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法人法律责任构造的差别。按照这个逻辑,可以建立最佳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裁判规则。

 

  如果按照这个规则,那么我国的法人制的建设要有很大的转变。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我国法人制度的现实做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比如,事业单位法人制度,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是现在“事业单位”其实是个大箩筐,里面什么法人都有。比如政府机关有不少也被称为事业单位法人的。我曾经做了一个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的事业单位总共有12种大类型,小类型实在无法分清楚。其中还有很多是无法归类的,比如仲裁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事业单位?还是机关、企业?这个立法争议是最大的问题,立法者和学术界都不清楚。所以应该好好调查研究。

 

  第二个争议比较大的是民法上的物。

 

  原来在《物权法》制定的时候,我写的“物权法总则”,是把“物”写在物权法里。可是《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立法机关说,“物”是民法的一般问题,其制度应该写到“民法总则”里。但是这一次“民法总则”立法,立法机关的文本和一些学者的文本,又没写“物”。这个物写不写?应该怎么写?这个争议挺大,我强烈主张要把它写进去。

关于“物”的写法,我的观点,就仅仅规定“物”即可。我不主张在“民法总则”部分写“民是客体”,并且在里面包括“行为”。但是立法的时候有些不少人对我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行为也是民事客体。他们认为,债权的客体是相对人的行为。对此我持相反意见,因为,不论是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角度看,每个人的行为包括债务人的行为,都只能受他自己的意思的支配,而不受他人包括债权人意思的支配。债权人只有权利向债务人提出请求,而不能支配债务人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我和梁老师的观点都不一样。我在德国学习,受德国民法的影响大一些。在德国民法上,民事客体就仅仅只是“物”而不包括行为。但是不管怎么说物的问题要写下来,物要包括公法上的物,私法上的物,动产不动产,有一套规则,不写不行。包括环境的问题,水资源的问题等中国现实中的“物”的麻烦,我们都要认真面对,不可因为麻烦就逃避。我昨天来的时候北京雾霾大的不得了,连飞机场都要大开照明灯,这些涉及环境的公共物的法律现实,是很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法律行为这部分。法律行为这部分争议也非常大,梁老师刚才说了,涉及到我们物权行为、债权人问题。我也希望不要将其简单化处理。

 

  第四个问题是一般权利和特殊权利的逻辑关系问题。在现代社会的法律生活中,民事权利的体系已经十分庞大,远非历史上任何时候可以比较。我简要地总结一下:传统《民法点》之中,就有一个庞大的民法权利体系;《民法典》之外,还有商事权利体系。而现在,除了这些庞大体系之外,还有知识产权体系。这些都是属于已经公认的属于民法的体系。而此外,还有行政法、单行法规中规定的民事权利体系,比如涉及土地、森林、矿藏、水流、大气的财产权利体系。所以我国《民法典》《民法总则》必须保护这样一些规则,就是要为这些庞大的民事权利体系建立秩序和逻辑联系的规则。目前,很显然这些问题不能写入《民法典》《民法总则》,有些问题甚至民法解决不了,民法总则解决不了,民法典解决不了。但是要有一个一般规则,能够使民法总则、民法典跟这些法律之外的权利,建立法律上的逻辑,叫他们能够适用民法,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这一点,现在立法我觉得也要很好地解决。

 

  对梁老师讲的内容补充一下,我就讲这么多,再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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