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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交付货物的所有权在内地如何转移才有效


本案例提出的问题是:进口合同已交付货物的所有权在内地如何移转才为有效。
 裁决书简介

 
一、案情
 
  1985年6月15日,申诉人香港S公司(卖方)与被诉人珠海C公司(买方)在广东珠海签订了(85)珠特商总字第225号订购合约,成交50万支日本产签字笔,总金额60万港元。
 
  申诉人按合约规定的期限于1985年7月6日和7月26日,分两批交付了50万支签字笔(实际交货数量是501,120支),被诉人报关收货后没有付款。
 
  被诉人收货后,将货存于其下属公司珠海YZ公司处。1985年7月15日和11月26日,广东某县宝珠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凭申诉人法人代表余君的介绍和亲笔函件从YZ公司处先后提走76,320支和144,000支签字笔,两次共提走220,320支笔。YZ公司处尚存279,680支笔。
 
  宝珠公司提货后,申诉人的法人代表余某曾介绍其在武汉、广州等地关系人多次到该公司取货,该公司也销了5千余支笔,至1986年3月前,共处理了81,064支笔。
 
  1986年3月,广东韶关浈江区人民法院将存于YZ公司的279,680支笔及宝珠公司余存的139,238支笔,共41万余支笔冻结,扣除关税、利息及有关费用后,全部用于清偿申诉人的法人代表余君在另一民事案件中的欠款。
 
  货物被法院处分后,申诉人仍向被诉人追讨货款,遭到拒绝。申诉人于1987年4月18日向我会申请仲裁。
 
  申诉人在仲裁申请中称,申诉人已履行合同的交货义务,但被诉人经多次催促,仍拒不履行付款义务。申诉人后来同意把单价改为1.01元人民币,被诉人仍不付款。申诉人要求裁决被诉人偿付505,000元人民币货款、利息及违约金,并承担仲裁费。
 
  被诉人答辩要点如下:被诉人只是YZ公司的代理人,申诉人要求被诉人支付货款是不合适的;另外,第1批货到时,申诉人发现该批笔是未经电镀的,与经电镀的签字笔样本不符,即通知申诉人退货,双方后来达成口头协议,由申诉人继续进货,但货归申诉人,事实上申诉人对货物已采取处分行为,这表明申诉人已接受了被诉人的退货要求。
 
二、仲裁庭的意见
 
  1.被诉人珠海C公司是(85)珠特商总字第225号合同的买方,是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主体,而不是代理人。
 
  2.被诉人在接收第1批货后,虽然提出了货不对板,但以后又接收了第2批货物,并完成了报关提货等手续,这说明被诉人接受了合同的货物。
 
  3.被诉人收货后,宝珠公司凭申诉人的法人代表余君的介绍和亲笔函件从被诉人处提走了220,320支笔,其中81,064支笔已经销售,按单价1.01元人民币计,为81,875元,该款余君在仲裁庭开庭时已表示不向被诉人追讨。
 
  4.宝珠公司余存的139,238支笔和留在被诉人处的279,680支笔已被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处分,用于抵偿余君在韶关另一民事诉讼中的债务270,038元人民币,申诉人不得再向被诉人追讨用于抵偿该笔债务的货款。
 
  5.合同货物以每支1.01元人民币计,共值505,000元人民币,扣除3、4项款项后,还余153,087元人民币。这是被诉人应向申诉人偿付的货款。但价值相等于该款的货物已被法院处分。这一损失是双方的过失造成的,申诉人的法人代表不偿还在韶关所欠的债务,导致法院的处分;而被诉人也没有根据自己对货物的权利,对处分提出应有的抗辩。双方对这一损失应共同承担责任。
 
 裁 决
 
  1.被诉人应向申诉人偿付货款损失76,544元人民币,该款应在本裁决书作出之日起1个月内汇还申诉人。
 
  2.本案仲裁手续费和办案费由申诉人承担70%,被诉人承担30%。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评论分析

   有学者曾对本案裁决给予整体上的否定评价。笔者拜读后,曾以习作《涉外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①回应,提出不同意见。
 
  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在此引述该学者所作评价的部分原文,并加了一些编号和着重号。
 
  “A、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合同的标的物---签名笔50万支的所有权是否由卖方(香港公司)移转给买方(珠海公司)的问题。B、从形式上看,两批签名笔均已交付给买方,看来所有权已由卖方移转给买方。但实际上,被诉人于收到第1批货时,就发现该批货物与样品笔不符(缺乏电镀),并即时通知申诉人要求退货,其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香港公司(申诉人)继续交第2批货,由被诉人代管,该货物的所有权已由买方转移给卖方,即为卖方所有。其后所发生的事实也证明货物为申诉人所有。因为该两批签名笔已全部被申诉人处理完毕---第1次是由申诉人法人代表以亲笔函处理给宝珠公司220,230支;第2次由韶关某区法院将所有存放于被诉人处和宝珠公司处的共418,918支笔,全部用作申诉人清偿另一案件的债务270,038元。这一事实,已从法律上确认该货物的所有权为申诉人所拥有。由于法院折价与货物原价不同,出153,087差价,这部分所谓损失,亦应全部由申诉人(香港公司)负责。货物已全部被申诉人处理和抵作其他债务之用。C、因此,仲裁庭裁决由被诉人负责一半是毫无道理的。这样的裁决,如果不是有意偏袒申诉人,就是对买卖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所致。本案裁决已导致被诉人负担不应有的责任,蒙受不应有的损失,已成定论,无可挽回,此一教训应当记取。”
 
  上述观点和意见是否正确呢?我们不妨作一番探讨。
 
  本案裁决书关于责任分析和判断摘要的第1点用平和写实的语言表达了现行中国法律的规定,肯定了申诉人交付了合同项下的货物,货物的所有权属于被诉人,否定了被诉人关于货物所有权已重新移转给申诉人,申诉人已接受了退货要求的论点。这是本案的关键。该学者的评价中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点,请看A。但他在B 中作出了一系列不够正确的论述和判断。忽略了被诉人不能通过这种途径把进口货物的所有权重新移转给外商---申诉人,申诉人亦无权通过这种手段在内地重新获得进口货物的所有权。本案中,货物所有权重新移转的唯一途径是被诉人发现货不对板时及时退货---退回香港,要求海关退税。只有这样认识,才能掌握解开本案关键的钥匙。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外国法人要取得内国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必须经过内国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外国法人进入内国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认可的方式各国不同,中国采取的是特别认可制,即通过特别批准的程序加以认可。这一原则,自目前乃至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适用于港、澳、台地区的法人。
 
  中国《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条规定:“凡愿遵守中国法令,在中国经营进出口贸易之外国商人或外国商业机构之代表,均须经所在地区人民政府外事处之审核介绍,向各该地区对外贸易管理局申请登记,报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核准后方得在指定地点开始营业。”中国国务院1980年10月《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外国企业确有需要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必须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办理登记手续。未经批准、登记的,不得开展常驻业务活动。”该规定的第4条规定贸易商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申请须报外贸部批准。
 
  申诉人非国内法人,依中国现行的法律及当时施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5条第2款:未经登记的企业,不准开业。当时外贸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还未公布,而现在所有的国内企业,包括“三资企业”都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管辖,依其第3条第2 款:“依法需要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的,未经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不得从事经营活动。”申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其已依上述法律规定获批准并已登记注册。可见申诉人及其法人代表不得在内地从事经营活动。仲裁庭无须否定双方曾有一口头退货协议,即使双方达成了书面的退货协议,在内地退货,让申诉人重新获得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并在内地销售,也是违法无效的。所以,从表面上看合同项下的货物所有权已重新移转给申诉人,但中国法律不承认这种民事行为的合法性。申诉人在其《驳答辩状》中说道:“我公司不可能委托被诉人进口(货物),自己销售,因为国内需要发票,我方不会如此笨到基本常识都不了解。”这是申诉人经过多次折腾后并经国内律师指点方才领悟的浅显道理。可惜他起初处事并不妥当,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函件参与处分已交付了的货物。
 
  被诉人如果当时就知道,在国内的这种口头或书面退货协议都是无效的,他们所能采取或应采取的措施就是以货不对板为由要求退回第1批货物,拒收第2批货物,或与申诉人协商要求降价处理,后果就不同了。如果被诉人能有这样的认识,便会对法院处分剩余货物时主张自己的权利进行必要的抗辩,而不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视若无睹。
 
  仲裁庭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仲裁庭作出的决定是正确掌握法律尺度的明证。如果仲裁庭肯定双方当事人在国内重新移转货物所有权的做法,岂不是宣称中国法律和涉外仲裁机构认可外商在国内可不经批准登记从事经营活动,应受到鼓励和保护?试问哪一个司法地区允许无牌经营、逃税漏税的现象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谁,哪个单位或机构的行为都要接受客观的检验,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才能认可。而不是成为事实,就是正确的,就应该认可。仲裁庭并非没有注意到前述学者评价的B中所述及的问题是事实,只是确认这些民事行为无效而否定了其法律约束力。《涉外经济合同法》第9条规定了认定合同无效的原则,《民法通则》第四章第一节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条件,民事行为无效的类别及民事行为为无效时当事人责任的划分,我们应当重温。
 
  由于对关键问题认识的失误、导致扬先生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失当。结论也就不可能正确。
 
                                               (黄雁明)
 
 ①载于汕头大学律师事务所主办的《法学与律师》1990年第3-4期合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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